李德生：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前后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前后

李德生

一

在某个阶段，毛主席在剖析国际局势时，常引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成语。自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起，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叛逃，党内的斗争态势恰如一场即将来临的山雨，风云变幻，风声鹤唳。

毛泽东主席指出，庐山之辩实质上是两大指挥部的对抗，是一场路线之争。他一方面表示：“林彪还是需要保护的”；另一方面又认为，那些犯了路线和方向性错误的人，即使改正也困难重重。毛泽东强调，对于路线和原则问题，他决不妥协，坚决坚持原则。至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阴谋败露后，始终未进行自我批评和承认错误，因为他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自然不可能进行检讨。一旦他退让一步，就会导致全面崩溃和军队的覆灭。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较量中，双方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在这般局势下，我犹如置身于三江汇聚处的汹涌激流之中。我加入了三人小组，然而在审查陈伯达的过程中，林彪的问题却难以绕开。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需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同时还要与黄、吴、李、邱等人共事。“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我面临的不仅是惊涛骇浪，更有暗礁险滩。正如古语所言：斗争永无止境，坚守原则尤为关键。

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中央领导要求吴法宪等人对庐山事件进行书面检讨。此后，他们在1970年9月、10月以及1971年3月，依次完成了检查报告的撰写。

毛主席审阅了他们的自查报告后，屡次提出批评。在1970年10月14日对吴法宪的书面自查作出批示时，他严肃指出：“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何以竟如此缺乏坦荡磊落的气魄。几人联手发难，企图蒙蔽两百余名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办事组的同志们（除李德生等个别同志外）似乎遗忘了我党九大通过的党章以及林彪同志的报告，如今又提出天才问题，这不过是一个托辞。”

10月15日，毛主席在审阅叶群的书面检讨时强调：“思想与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实为决定一切的关键。”他批评叶群“过于偏爱吹捧而不愿进行自我批评，热衷于听信小道消息，且缺乏面对风雨的坚韧”，“一种偏向往往掩盖了另一种偏向”，“一旦成为中央委员，便有骄傲自满的趋势，似乎有攀登至高无上的冲动”。“党对政策的执行是惩戒既往，疗救当前，除了正在进行审查的陈以外，所有涉及之人，均应受到相应处理”。

此段所述政策，乃毛主席彼时之指导理念，旨在使之明辨是非，认识到自身之错误。

12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并首次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及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所谓的‘四个伟大’——即林彪所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伟大舵手——实在令人反感！”此次谈话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对林彪进行了明显的批评。

与此同时，毛主席很气愤地指出：你们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民大会堂。并指定要我办理此事。我在周总理的指导下，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共同办理妥当，事后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后来，我建议京西宾馆也仿照人民大会堂的做法，全部取下了毛主席语录。

二

1970年12月底，在周总理的批准下，我重返安徽进行工作检查，并筹备召开全省县级及以上干部大会，旨在讨论并安排1971年的工作安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电，要求我即刻返京，因为毛主席希望与我面谈。我随即调整了行程，次日乘坐中央安排的飞机从合肥飞回北京。抵达后，我直接驱车前往毛主席的住所——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简要询问了我在安徽的活动，随后宣布决定任命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消息让我颇感意外，我当时的职务已颇多，且均未获免除，再负责一个大军区的工作，实在难以分身，也未曾听闻有人能身兼数职。由于与毛主席的接触日益频繁，我在谈话中也不那么紧张了，便问他是否还会继续担任总政的职务？毛主席果断回应，表示会继续负责，但需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北京军区，确保工作重心在北京，同时兼顾总政的工作。他再次强调，总政的重点是做好“承办批转”工作。毛主席还详细介绍了总政的历史角色以及历任总政主任的情况。最后，他指示我先参加华北会议，待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命公告发布后，便正式就任新职。

照办。

须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批评，以期通过批评实现团结之目标。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位同志参会。

永胜与作鹏理应与同德生、登奎一同出席华北会议。

本次会议在全军范围内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它促使我军的作风逐渐走向正规化。在此过程中，我们针对两个负担以及骄傲自满的消极风气进行了有效整改（所谓两个负担，即当时部队中普遍存在的“战功赫赫”、“支援地方建设有功”等导致的自满情绪）。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会议期间，对陈伯达进行了集中的揭露与批判。与此同时，军委亦组织了座谈会，然而会议历时一月，却未对陈伯达进行批驳，亦未见到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检讨，故此决定让军委座谈会的百余名成员全体参与华北会议。原本江青并未被安排在华北会议的参会名单中，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亦未指派她参与相关活动。然而，有一天，她擅自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其内容并非针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大谈华北山头主义，此举引发了与会者的反感与不满。1月24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全面揭露和批判了陈伯达，并对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担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担任第二政治委员。此外，谢富治还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李德生担任第二书记（后于1972年10月升任第一书记），纪登奎则担任第三书记。

华北会议落幕之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数次会议，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进行严肃的批评与教育，并要求他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检讨。与此同时，中央已着手筹备，计划于四月举办批陈整风工作汇报会。

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1971年3月下旬，按照毛主席要挽救林彪的精神，周总理带领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向这位副主席汇报批陈整风的情况，转达毛主席的意见，希望他在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讲几句话。我坐在一边，听周总理严肃而又动情的谈话，为之感动。我仔细看着林彪的面孔，他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怎么想。最后，他不愠不火地对黄、吴、李、邱说，错了要好好检讨。一句也不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责任。他还讲他的身体不好，明显不愿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当时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林立果，正在上海密谋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谈话冷场，周总理起身告辞。

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

返抵北京后，周总理立刻带领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详情。毛主席听闻后，当众对黄、吴、李、邱四人严肃指出：你们已站在悬崖的边缘！是自行跃下，还是被推下，抑或是被拉回，全在于你们的选择。能否成功拉回，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决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显得极不满意。

三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与会者分享了批陈整风的相关经验，并进一步揭露了陈伯达的种种罪行。会议深入批判了陈伯达及其同伙在庐山散播的一系列虚假言论。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黄、吴、叶、李、邱等人书面检讨的批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与指导，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犯了路线方向上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毛主席要求他们遵循其教导，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认真纠正错误。

“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主张，同志间如有隔阂或问题，应耐心协商，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宜久拖不决。工作遇到困难，中央会提供支持，问题终将得到解决。”这便是“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这句名言的由来，它后来成为解决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的关键指导思想。

在4月29日结束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总理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总结发言中，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总理强调：“面对同志间的分歧与隔阂，我们应遵循毛主席的教诲，着眼全局，不拘泥于琐事。毛主席曾言，‘事关大局，当秉持公心，不宜避嫌’。无论是协助解决问题者，还是当事人，均不应避嫌。毛主席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两点：既不宜急躁，亦不应拖延。概括而言，我们应耐心协商，积极开展谈心工作。”

从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至1971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七个多月，林彪对庐山他带头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波不作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我们在林彪叛逃以后查获的罪行材料证明，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指挥着加紧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吴法宪为迎合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政变，迅速展开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他急速提拔参军仅两年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任命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他擅自赋予林立果对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非法特权；同时，他狂热推崇林立果所谓的“讲用报告”，称之为“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借助职权，网罗了一批骨干成员，组建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别动队，从而成为林彪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核心力量。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按照林彪的旨意，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研究制定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紧接着召开了由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江腾蛟、上海空四军原政委王维国、杭州空五军原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上海秘密据点，讨论斗争形势，认为林彪已失去毛主席的信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上先发制人”。他们“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暗害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四

毛主席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深入剖析，明确指出与林彪的斗争尚未画上句号，他在原则立场上绝无妥协之意。在北京，毛主席以多样的方式对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提醒；1971年8月中旬，他决意南下巡视，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实情，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届三中全会营造舆论氛围。

与此同时，毛主席特命周总理带领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于1971年8月16日重返北戴河，与林彪会面（此时，我正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及罗马尼亚）。在此次会晤中，毛主席提出，中央决定在“十一”期间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召开四届人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我不信我们的人民军队会发动叛乱，我也不信黄永胜能指挥军队进行叛乱！军队下面还有师长、团长，以及各级司、政、后勤机关，你若调遣军队干坏事，他们会听你的命令吗？”

毛主席巡游南方，屡次挫败了林彪一伙阴谋的暗杀图谋，转危为安。在9月12日返回北京的途中，他指示汪东兴通知我和纪登奎、吴德、吴忠前往丰台车站，进行谈话。那天正午，我接到电话后即刻动身，于下午一点多抵达丰台。在丰台火车站的专列上，我们四人得以与毛主席见面，汪东兴亦一同在场。据悉，毛主席外出巡视，白天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站停靠实属罕见。

毛主席历经长途跋涉的南巡之旅，尽管身心疲惫，却仍在深思熟虑如何处理林彪集团的问题。然而，我注意到他的精神状态极佳，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他首先询问了我近期访问阿尔巴尼亚与罗马尼亚的细节，以及当地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在我描述了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后，毛主席轻松地笑了起来，幽默地说：“他们是左派，而我们则是右派。”此言一出，众人纷纷捧腹大笑。

毛主席随即切入本次接见的主题。他强调：“我们的根本方针在于路线的正确与否，它关乎一切。人数众多、武器装备充足并不能替代路线的正确性。路线一旦正确，便拥有了一切；反之，即便拥有，也会失去。路线犹如纲举，纲举才能目张。”

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后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万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的事还没有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毛主席转过头来对我讲：“在庐山，他们制作的那些文件，你每年得去索要三次，每次都抱怨‘你们那宝贝怎么不给我？’你听听他们怎么解释。”毛主席所指的是林彪等人未能将“天才论”的语录交给我。在庐山时，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那时毛主席就对我说：“你去跟他们要。”这次再次提起，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再次提醒我，与林彪他们的斗争并未结束。

最终，毛主席亲自向我布置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从三十八军抽调一个师支援南口。在当时，这属于一项极其关键的军事安排。毛主席对林彪等人可能策划的武装政变这一最恶劣的情景也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在下午3点多的会面结束后，我们离开了毛主席的专列。我与纪登奎同志随即赶往北京军区，与陈先瑞政委及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商讨并部署了三十八军一个师的调动事宜。

毛主席洞悉世事，似乎无论何事都无法摆脱他的预见，果不其然，当晚便发生了重大事件。

五

夜幕降临，我急速从北京军区奔赴人民大会堂，出席由周总理主持的紧凑会议，主题是审议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室内，我的内心难以平静，既紧张又忧虑，脑海中反复回荡着毛主席下午接见时的教诲。我思考着，与林彪的较量似乎远未结束，而林彪至今未表现出悔改之意，这场斗争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还是继续陷入消极的泥潭？

会议持续至深夜十一点多，忽然，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将周总理请了出去。周总理在电话间中久久未返，讨论因此中断。直至午夜过后，周总理将我唤至电话间。他告知我，林彪意图搭乘飞机逃离，命我即刻前往空军指挥中心，接替他负责指挥工作。听闻此消息，我深感震惊，不及深思，便迅速步出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往空军大院。

此刻，一场关乎我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扣人心弦的、震撼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九一三”事件，悄然上演。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再次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乱了阵脚。

后来我们在审理林彪叛逃的经过时，查清的事实是这样的：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对着他们的同伙连声叫喊：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惊呼沿京沪线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说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了；同时要求周宇驰等实施《“571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经过紧张密商之后，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

夜幕降临北戴河，林彪、叶群、林立果假借为林立衡与未婚夫张清霖举办订婚仪式之机，悄然展开南逃的紧张筹备。与此同时，在北京，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人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内，密谋制定前往广州的逃亡计划。随后，王飞与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召开会议，详细商讨南逃所需的飞机、人员编制以及携带的武器装备等事宜。

他们筹备了五架飞机以应对南逃，预定于9月13日清晨8点，林彪与叶群将乘坐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而与此同时，另一架三叉戟飞机将在7点搭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机关人员，从北京西郊机场启程飞往广州。此外，还预备了三架飞机，包括一架伊尔18、一架安24和一架安12，它们也将一同前往广州。

夜幕低垂，11时整，叶群拨通了西郊机场的电话，向空军副参谋长兼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核实飞机的备战状态。在此之前，吴法宪已向胡萍下达了明确指令，要求确保大型飞机的充分准备，以便随时调配至广州。

在当前的危急关头，平日里与叶群关系不睦的林立衡，毅然向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及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汇报，揭露了林彪和叶群密谋逃离的阴谋。

正如我先前所述，这一情景随即显现。当时，周总理正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一场会议，他转至东大厅的电话间，接到了从北戴河传来的紧急电话，内容是林彪意图南逃的报告。

周总理以沉着的姿态应对这起重大事件，他指示张宏细致核实相关情况，并责令吴法宪彻查256号三叉戟的动向。总理追问吴法宪是否了解有一架飞机抵达山海关机场。吴法宪未直接回应，仅表示需查阅空军调度室资料。随后，周总理借助北戴河的张宏协助，核实了下午确实有一架专机自北京直飞山海关机场。

周总理立刻联想到山海关机场乃海军管辖之地。随即，他迅速联络李作鹏，询问有关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情况，李作鹏亦表示需进一步调查。

此刻，周总理发布了“唯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位领导人共同签署命令，方可放飞”的命令。然而，不久后李作鹏擅自更改了指示，将其篡改为“只需其中一位首长下令放飞，即可放飞”。同时，他亦未安排山海关机场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飞机强行起飞。

深夜十一点半时分，周总理亲自拨通了叶群的电话，就山海关机场那架专用飞机的事宜进行询问。

周总理问叶群是否知晓北戴河有架专机。

起初，叶群矢口否认，声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不久后，她又称道：“有的，是我儿子临时加入的。林副主席曾言，若明日天气晴朗，他打算乘坐飞机翱翔天际。”

叶群的回答，令周总理更为警觉。

周总理追问叶群：“你是否仍计划前往他处？”

叶群：本想前往大连。

周总理：夜间飞行不安全。

叶群表示：“今晚不宜飞行，建议待至明日清晨或上午，待天气转晴后再行起飞。”

周总理曾言：“务必严密掌握气象状况。”若有必要，我亦将赴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听闻周总理将赴北戴河，叶群心中愈发忧虑。她深恐周总理的到来，会导致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破灭。因此，她屡次恳请周总理取消北戴河之行。

在与叶群女士通话结束后，周总理即刻令我前往空军作战室，并指派杨德中同志陪同吴法宪同志前往西郊机场。与此同时，他还特地指示256号三叉戟飞机于山海关机场紧急返京。

此刻，位于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胡萍，听闻周总理正在追查256号三叉戟事件，意识到林彪南逃的阴谋已被中央识破。他随即拨通山海关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专机驾驶员）的电话，指示他假称飞机出现故障，无法返回北京；同时，他还让周宇驰即刻通知林立果，告知事情已暴露无遗，敦促其及早做出应对。

得知这些情报后，林彪沉声说道：“今夜无论如何难以入眠，速速收拾行囊，即刻启程。”叶群则更加慌乱地大声呼喊：“快！务必尽快！”

林彪依照其预设的反革命政变策略，其上策为暗害毛主席，进而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次之，南逃广州，另建中央政府；最次，则是逃往国外。然而，目前上策和中策均已失败，唯有下策尚存一线生机。林彪、叶群、林立果迅速登上装备有防弹功能的红旗轿车，以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的速度，赶往山海关机场。

当时，山海关机场的工作人员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目睹了林彪、叶群等人仓皇出逃的狼狈一幕。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车，以惊人的速度抵达停放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旁。车辆尚未完全停稳，他们便匆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手持手枪，大声呼喊：“快！快！快！飞机要启动了！飞机要启动了！”叶群头发散乱，林彪光头赤裸，两人慌乱地奔向驾驶舱门，在缺乏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帮叛徒匆忙攀爬驾驶舱的小梯子。首先爬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在攀爬过程中，林彪紧随其后，林彪的秃头几乎顶到了叶群的脚。他们甚至没有等到机组人员全部到位，包括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信报务员，飞机滑行灯也未开启，机舱门尚未完全关闭，飞机便匆忙启动，强行滑行。在滑行过程中，飞机右翼撞上了滑行道旁加油车的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在缺乏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于零时32分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仓皇逃离。

六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256号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古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总理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

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么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身畔是那架标图板，我持续向周总理汇报着飞机的当前位置、飞行高度以及航向等关键信息。

飞机即将跨境，我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情况，询问是否需要派遣飞机进行拦截。

周总理曾告知我，在您之前，吴法宪亦曾有过请示。毛主席回应道：“林彪，他仍旧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呢！”他接着说：“天有下雨之时，娘有嫁人之日，我们不应干预，任其翱翔吧。”周总理亦补充道：“林彪身为党中央的副主席，若将他推翻，又当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

鉴于梁璞等人对机上乘客身份的不了解，他们再次迫切地向我咨询应对之策。我只能回应：“飞机不得击落，不得进行拦截，任其飞行。这是总理的命令。”

就这样，我目睹了那架飞机在9月13日凌晨1时50分，跨越国境线的瞬间。

此后，总理屡次指示我们核实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所载油量，以及在山海关机场是否进行了加油。我们依据核实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结论：该飞机的飞行航程不足以抵达乌兰巴托。我们遂将这一情况和我们的分析一一向周总理进行了详细汇报。

空军作战部与司令部办公室，构成了林立果所操控的小舰队的大本营。正是在这座楼内，不久前刚召开了一场旨在部署南迁广州的战略会议。我仅携带一名警卫参谋，便坚守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听闻我的到来，小舰队的成员们纷纷四散而去，起初王飞还曾露面一次，但不久后亦悄然离去，这一幕无不昭示着他们的阴谋行为是多么的见不得光。

飞机一旦跨越国界，其后续发展及国内外可能引发的效应引发了我们的极大关注。普遍猜测林彪可能逃往苏联，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已就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做好了最严峻的预案。

即刻之间，周总理受党中央委托，发布指令，派遣陆军部队接管全国各地军用及民用机场。所有飞机禁止起飞，实施全面空中封锁。与此同时，他亦通知政治局成员迅速前往人民大会堂，以便于对紧急事项进行及时研讨。

南京军区遵照指令完成部署后，许世友迅即拨通了空军作战值班室的电话，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李德生同志，务必全力以赴，切实保障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务必阻止这架飞机起飞，必须迫降！若迫降不成，则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落！绝不允许其擅自离开！”

“周宇驰展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据此批准了直升机的起飞。”

局势错综复杂，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人均显得茫然失措，面露紧张之色，一一站立原地。我亦不便向他们作出解释。

地面电台此刻向直升机发出返航的呼叫，但直升机却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在向梁璞咨询了几项技术疑问之后，我迅速指示他下达命令，要求北京空军出动8架歼6战斗机，即刻升空拦截那架直升机！

在夜航的战斗中，航向的指引全赖机载雷达的精准定位。然而，由于歼6飞机与直升机的速度相差悬殊，且后者是从高空向下进行搜索，低空中的直升机及地面上的各类物体均在飞机的雷达屏幕上显现，犹如繁星点点。尽管如此，八架飞机均未能发现目标所在。

随后，我们不得不转而依赖地面为歼6战斗机提供导航，明确目标方位，并对其实施炮击。即便无法击中目标，此举亦能对直升机构成潜在威胁，迫使它降落。

该举措成效显著。事后了解到，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同志察觉到林彪死党周宇驰与于新野意图叛逃，遂尝试返航，然而周宇驰精通飞行知识，以枪威胁，强迫其继续向北飞行。恰在此时，歼6战斗机开火射击，虽未击中目标，却为陈修文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声称需规避射击，于是东拐西弯，将飞机驶回北京郊区，最终在怀柔县境内实施迫降。

狂悖至极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举枪射击，致使陈修文英勇捐躯。周、于二犯随后开枪自尽。与二人一同逃窜的李伟信在所谓的“集体自杀”中向天开火，侥幸未死，终被民兵捕获。他此后供述了驾机逃逸的详细经过。

七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他强调道：“注意了，庐山会议上首位发言、常感不适的那位同志，出了状况，你们明白了没有？”待对方确认：“明白了。”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他需随时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一切安排就绪，转眼间便迎来了9月14日的正午时分。午后两点，周总理刚进入梦乡，外交部便送来了我国驻蒙古使馆的电报，秘书不得不将他唤醒。周总理示意秘书宣读电报内容，当他得知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发生坠毁，机上8名男性与1名女性乘客无一幸存时，不禁喜形于色，连声欢呼：“摔死了！摔死了！”

他即刻将这一喜讯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闻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赞叹道：“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最理想的结果！”

9月15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查看，报回来256三叉戟坠毁的残骸和林彪、叶群等9具被烧死的尸体的照片，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的成员，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逃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八

在林彪企图叛逃之际，从中央层面来看，当时我们仅知晓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过失，以及他持续采取的消极对抗立场。毛主席南巡时，察觉到一些异常迹象，这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警觉。然而，他的叛逃行为显然已将性质转变。尽管如此，关于其阴谋活动的全部内幕和详情，我们仍缺乏确凿的证据。同时，我们亦无法明确知晓有哪些人被卷入此事件，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

迅速查明真相，坚决遏制林彪余党可能引发的事端，在当时，这是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并采取严格措施予以解决的关键任务。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短短不到十天，我们便揭露了林彪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核心事实，并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迅速采取了果断措施。他下达了禁飞令，派遣陆军部队进驻机场进行警戒，并实施了一系列紧急的战备部署。与此同时，他紧急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拦截了那些未能及时登机逃离的人员。13日，直升机迫降后，凭借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供述，周总理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成功抓获了那些从北京乘坐火车前往广州，企图为林彪另立中央的所谓“小舰队”成员。这些人在火车站就被迅速扣留。在北京，林立果的几个秘密据点被查封，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了监护措施。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对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骨干实施了拘留。在短短一两天内，这些积极参与反革命政变活动的核心成员被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及其各个“分舰队”迅速陷入瘫痪，失去了所有行动能力。随后，被收审的人员被陆续集中在西郊的亚非疗养院内。起初，他们并不老实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表示誓死忠于林副主席。直到被告知林彪已叛逃坠机身亡，他们才如同泄了气的皮球，那种曾经极力宣扬的“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

“望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永胜同志：时刻挂念着你，无论何时都应保持乐观，珍视身体。若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谈。敬礼，林彪。”直升机迫降后，周宇驰为销毁罪证，将这两份反革命手令撕成数十片。在部队和民兵现场搜集并上缴后，周总理在办公室内与我们数人一同辨认，他亲自细致地拼接，确认确系林彪亲笔所书。这一证据确凿地证实，这场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正是林彪。

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其行为对于案件的揭露与进展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截至9月14日午后，我已连续48小时未曾入眠。午休时，我的助手们试图让我前往京西宾馆稍作休息。然而，军委一号台总机突然来电，告知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紧急事务需要与我商谈。鉴于我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坚守了近40个小时，未曾与作战部长有过面谈，我感到十分意外。经秘书协调，作战部长声称有重大问题需要举报。我即刻不顾连续两日的疲惫，安排他立刻前来会面。鲁珉一进门，便失声痛哭，称自己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涉嫌参与谋害毛主席。他那双红肿的眼睛几乎无法睁开，泪水不停地流淌。这一消息让我震惊，此前我只以为林彪图谋篡党夺权，未曾料到他竟意图加害毛主席。

鲁珉

“林彪搞政变，有的是想干不敢干，有的是叫干不愿干。”而鲁珉便是那不愿干却被迫干的其中一人。

鲁珉当时不仅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其他罪行，更详细交代了相关情况。在交谈结束后，我要求他在揭发交代的记录上签字确认，并立即将这份至关重要的材料上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审阅后，迅速来电表示：鲁珉的揭发交代极为重要，一方面表明林彪反革命集团虽然严密控制，但并非铁桶一块；另一方面揭示了林彪表面上言辞和善，实则暗地里心狠手辣，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鲁珉的交代为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打开了突破口。后来，在将鲁珉收审至亚非疗养院时，特别为他安排了一间独立的房间，并未派遣专人看管，同时允许他与家人同住，并可自由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坦白从宽、区别对待”的政策精神。

还有一个重要材料，即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查获，使清查工作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9月14日，为了迅速查清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按照中央的指示，总政机关投入了大部分力量，分别派到一些重点单位指导和掌握清查工作，派到亚非疗养院审查抓获归案的人员，派到林立果一伙的秘密据点搜查罪行材料。其中一个工作组专门去了空军学院。工作组去的时候，找到空军学院作过一次动员，要求大家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事情彻底揭发出来。大约是十七八日，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后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代，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九

审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孽，实乃一项既紧张繁重又艰巨复杂的重任。首先，林彪为实现其反革命图谋，结党营私，拉拢帮派，构建了以“大小舰队”为核心的反革命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路线交底”和“效忠行动”，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其次，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波及众多高层领导、关键部门和其严密掌控的单位，尤其集中在军队领域。最后，鉴于当时保密的需要，林彪叛逃事件的初步信息仅传达至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的主要领导，清查工作尚不能公开、全面地展开。

“我与你们之间的账无法在这里算清，必须去北京才能说个明白。”关光烈被押送至北京后，我亲自与他进行了谈话，向他阐明政策，最终他基本如实交代了犯罪过程及事实。

为掌握黄、吴、李、邱的最新动态，周总理嘱托我与之取得联系。有人曾担忧，前往他们的住处是否存有风险，但我深知这是周总理交托的清查重任，纵使面临再大的危险，也必须全力以赴。大约在9月18日，我抵达了黄、吴、李、邱的居所，依次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四人虽态度各异，均表示将认真进行检查，然而无人具体陈述自身的错误与罪行。事后，我将黄、吴、李、邱的态度及动向及时向周总理汇报，使他得以及时掌握相关信息。

空军机关，在林彪的铁腕控制之下，成为他一手打造的“重灾区”，自然也成为了清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与空军党委几位常委的交流中，我与吴法宪直面交锋。揭露了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为响应林彪在庐山的对党发起的挑战，指使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发表所谓“讲用报告”，狂热推崇其为“发射了一颗政治卫星”，称林立果为“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70年8月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竟作出了“空军的一切事务均可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指挥权均由立果同志掌握”的决定。在林彪的暗示下，吴法宪不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擅自将空军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为确保清查工作持续推进，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布正式通知，向全国范围内及军队主要领导通报了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全过程及真相。通知强调，林彪作为潜藏于党内的定时炸弹最终自我引爆，实乃幸事。唯有极少数人会选择跟随林彪走上绝路。中央呼吁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应与林彪明确划清界限。对于坚决与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无论其过去是否受到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中央都将一视同仁地爱护，并绝不轻易产生怀疑。各级党委应深入揭露和严厉批判林彪的错误与罪行。

在这期间，中央向在党政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通报了林彪事件，激起了老帅、副总理和老将军极大的义愤，陈毅同志带病参加座谈会，同聂荣臻、萧克等许多老革命家在会上揭发了林彪历史上的错误，批判他叛党叛国的罪行，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邓子恢、萧克、曾山等同志还写了书面揭发批判材料。